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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武术起源

少林武术源远流长,发源于嵩山少室山下丛林中的“少林寺”,是中国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唐王李世民讨伐王世充的战役中,因功受赏,也成就了少林武术的发展。

文章内容转载自互联网,原文出处《武术研究》2018年7期   作者:王伟业

少林功夫是中国武术重要组成部分,发展至今已美誉中外,成为中国文化对外输出的固有符号。在众人意识形态中,少林寺本是慈悲、参禅、救人之场所,对功夫应当“敬而远之”,为何反将功夫成为“特色招牌”,并多次参与“军事斗争”。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等方法,对少林功夫的起源与军事行动进行探析,旨在发现少林功夫的历史渊源及价值功能。研究认为:第一,少林功夫的出现绝非偶然,可以在佛陀的左右侍立中窥见,武神的启示催化了少林功夫的诞生。第二,初唐战役中,少林寺参与“十三棍僧助唐王”是出于保卫田产,偶然中帮助唐王获取天下,最终获得唐王的“礼赞”,此次的军事战役为700年后的抗倭奠定了思想指导。第三,明代僧兵抗倭则是出于“助唐战役”中为少林寺带来了发展保障,致使僧兵效仿先人以鲜血来伸张正义,深化了少林寺“以武立世”的强音。历史表明,作为佛教的福祉,少林寺曾一度与政治、军事、国家等概念相互联系,为后人建造出勇武、正义、护国的精神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有重要熠熠。

少林武术起源

少林寺作为佛教福祉,留给人们更多的是“功夫”的概念,而不是佛学。究其原因,是有关达摩祖师的种种传说,以及少林寺与功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少林寺与功夫的嫁接让少林寺“名声大振”,一面是它曾作为政治家的工具,参与了军事活动,另一面是它经历了历史长期的检验,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不可否认,21世纪初少林寺成为世界最出名的寺院。本研究围绕突如其来的兴起进行“深描”,企图在历史中寻找作为少林寺兴起的支点及其价值,旨在正确的平视少林寺与少林功夫。

一、佛陀的武备力量

1.1 佛陀武备的启示
“拳以寺名,寺以拳显”,是对少林寺因“武”而闻名的最佳形容。少林寺对武的运用可以在“佛陀”的左右侍立中窥见。通过佛教图像表明,佛陀左右总是侍立着全副武装、面目狰狞的武神,另有将妖魔鬼怪踏于脚下的守护神更为凸显。最典型者即“四大天王”又称“护世四天王”,他们身穿甲胄,面目凶神,手持标志性武器。
在佛教中另一个武力形象者为“金刚神”。金刚神曾是印度的一名“夜叉”又称“金刚夜叉”,传入中国时被称为“那罗延”,负责守卫在寺庙的两旁。金刚神与其他守护神不同,他没有华丽的战甲,而是衣着单薄,袒露出健壮的肌肉,张着血盆大口,锋利的牙齿裸露在外,手持降魔金刚杵,拥有着一副亦神亦鬼的外表形象,样子极其凶煞。作为金刚神的武器“金刚杵”也被收入到佛教的“军械库”里。根据传说,少林棍法是由一个手持锡杖的金刚神化身成为少林寺厨房的洗碗僧,有一天寺院遭强盗攻击时,他从厨房挺身而出,挥舞棍棒击退了强盗。从此他变成了少林棍法的始祖,少林寺尊称他为“紧那罗王”。金刚神能在少林寺获得殊荣,因为武僧们相信他可以给信徒们加持无穷的力量,使他们能战胜敌人。

综上,少林寺经历了1500多年的历程,吸收了佛教的诸多因素,而金刚神的形象已经证明了佛陀用武力来保护佛教安全的许可,极力宣扬和平的佛教,也需要像“紧那罗王”的人来确保佛陀、寺庙的安宁。

1.2 少林寺武力起源
“僧稠”是北魏时期跋陀在少林寺传法时所收的弟子,更是一位武功超群的僧人。据资料显示,达摩、拔陀只是佛学高僧,并非武术高手;而被誉为“高齐河北,独盛僧稠”的佛学大师、少林寺第二代掌门人、著名的武术高手稠禅法师才是少林寺最早出现的武僧和少林禅武合一第一人。相传,僧稠曾见两虎在王屋山争斗,竟利用手中的锡杖将二虎赶跑。另据南北朝梁初慧皎编著的《高僧传》载:跋陀在洛阳时,看见年仅12岁的慧光在天街井栏上反踢毽子,连踢500下,跋陀及围观者皆“异而观之”。可见慧光不仅具有高超的技艺,同时还有无所畏惧的胆量,这其中当含有武术的成分,表明慧光附有极高的武术天赋。跋陀注意到慧光虽然人小但技艺非凡,觉得是个奇才,于是将他剌度为僧,收为弟子,并带回少林寺。僧稠、慧光等人的携艺会聚,成为少林功夫的早期雏形,为少林功夫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可谓是“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功夫出天下”的真实写照。

地处巍巍嵩山脚下的少林寺,由于经常出入茂林之中,常伴有猛兽的攻击,为了抵御自然环境的困扰,少林寺在创立之后,僧人们便开始习练功夫,因而功夫的锻炼也是僧人必不可少的活动之一。当然,在跋陀之后,随着禅宗僧徒在少林寺的打座参禅,时间长了身体乏倦,起来活动筋骨或习武以强身,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寺僧习武活动的开展。其中,少林寺僧对功夫的体现不仅存在于强健筋骨、驱散猛兽,更重要的是保卫寺庙田产,为寺庙赢得一个安逸舒适的参禅环境。僧众的习武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走向深入。到隋末唐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使少林寺僧以武著称于世。为唐廷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

二、初起的军事活动

2.1 唐朝的武力冲突
据《少林寺碑》记载,在中古时期少林寺僧至少有两次参与武力事件。第一次在隋唐末年,610年前后,此次活动他们击退盗匪的进攻,保卫了寺院的田产。第二次是在621年,他们参与未来皇帝李世民攻打王世充的战役,并在王世充的战略要地轘辕山生擒了王世充的侄子王仁则。在上世纪80年代风靡全国的电影《少林寺》,正是以此次战役为题材进行改编拍摄的。但从史料显示并非“救唐王”而是“助唐王”。[5]在这次战役中少林寺共派出13名武僧,在《少林寺碑》中记下了这13名武僧的名字:“唐武德四年太宗文皇帝授少林寺柏谷庄立功僧名:上座僧善护、寺主僧志操、都为那僧慧、大将军僧昙宗、同立功僧普惠、明嵩、灵宪、普胜、智守、道广、智兴、满、丰”。

据玄宗朝礼部尚书裴漼记述,在此战役中唐廷并没有向少林寺僧求助,而是寺僧们恨透了王世充,因为他侵占了寺庙土地一一柏谷庄,才引起少林寺僧的抵抗。而柏谷庄是通往东都洛阳的要塞,在整个初唐战争中,这里是各方厮杀抢夺的据点,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可以见得,少林寺僧并不是出于政治立场参加的此次战斗,同样也不是为了帮助未来皇帝李世民,而是维护寺庙的田产。但至少在这次战役中少林寺得到了佛陀的“眷顾”,为寺院迎来了美好的前景。因此,李世民登基后对少林寺的貢献十分认可,并向他们颁发了嘉奖信,大赐田财。

2.2 皇帝恩赐
621年5月26日,李世民在信中对少林寺许诺,愿对少林寺进行嘉赏“供养优赏,理殊恒数”。而四年后实现了他的承诺,将柏谷庄赐予少林寺。在柏谷庄战役胜利后,昙宗和尚也被任命为“大将军”,这也为少林寺捕获了荣耀和社会地位。少林寺僧对李世民的帮助,也使他们得到后任皇帝的支持。一百年后,唐玄宗(721—755年在位)亲笔为少林寺碑题词,表达少林寺昔日的相助。这是帝王为表达尊崇的一种典型做法,也是少林寺僧在昔日的战争中获得的最高荣耀。李世民的书信和玄宗的题词共同被刻在少林寺碑中,现存于少林寺钟楼前的石碑上。

值得一提的是,玄宗对少林寺的尊崇并不是因其对佛教的虔诚。玄宗“比其任何一位祖先都决心消弱佛教势力”。714年,他颁令禁止修建新的寺庙;727年,他下令拆除所有的乡村寺庙。722年,他下令没收全国的寺院财产,唯独放过了少林寺。[9]显然,玄宗对少林寺的仁慈完全是少林寺在初唐战斗中的贡献,因此少林寺在这次灭佛浪潮中幸免于难。公元845年,唐武宗将灭佛运动推向浪尖,使成百上千的寺院被损毁。然而少林寺依旧靠着他们的英勇功绩躲过这次致命的劫难,在这次劫难中他们依然享受着高官们的关照。如果说唐朝皇帝对少林寺恩赐田产是一种嘉奖,那么这种免遭劫难的浩劫才是唐朝皇帝对少林寺的真正褒奖,使少林寺得以继续发展。

三、明代倭寇危机

3.1 倭寇侵扰
倭寇,即14一16世纪劫掠中国沿海的日本海商与海盗集团。[10]“倭寇”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404年的《高句丽广开土王碑》上刻着“倭寇溃败”的经过,而非是明代时期出现的话语。倭寇成员主要由日本商人、武士、浪人和中国流民、窝主、汉奸组成,他们对我国沿海城市进行烧、杀、抢、掠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侵扰活动,就嘉靖(1522—1566)年间发生倭患事件多达628次。[11]这对明朝的经济、军事、政治产生了极大影响,也使生活在沿海城市的百姓陷人水深火热之中。由于明朝的禁海政策,使日本的经济、政治、生活等,产生严重影响与威胁,一些谋取暴利的日本海商集团与走私商品购销地的豪绅官员进行勾结,暗里进行非法贸易。然而明廷对此并没有实行明智的开放政策,而是采取了打压手段,致使日本沿海居民失去了谋生作业,因此他们由海商变为海盗。明廷的禁海政策于中国而言,也使大批中国人参与其中,以王直、许栋为首的汉奸先后勾结倭寇,为倭寇密谋,致使倭寇肆无忌惮的在中国进行抢掠长达两个世纪之久。

明朝的倭患,很大一部分是明廷的禁海政策和精英们的腐败导致的。在嘉靖年间,由于严嵩擅专国政20年之久,使整个朝廷政治腐败、官吏贪酷、军备废弛,加之嘉靖听信严嵩等人谗言,使抗倭名将朱纨、张经先后被害入狱而亡,自此倭患之事难以控制,越剿越烈,倭患由原来的“抢掠乡村”变遷为“进攻城市”。这种变化对国家造成了威胁,也让嘉靖皇帝不得不正视倭患问题。此后,嘉靖多次令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王伃等将领进行抵御,直到1565年倭患问题基本解决。在此期间,少林僧兵参加了乡勇的招募,在此后的战役中,他们用自己的鲜血书写着护国御敌的情怀,再次将少林功夫与军事进行勾连,述说“以武正道”的护国情怀。

3.2 僧兵抗倭
晚明时期,“僧兵”是指少林寺、伏牛山、云台山、峨眉山等在内的所有参与抗倭的武僧。在明朝军事家郑若曾看来,“夫今之武艺,天下莫不让少林焉。其次为伏牛。再次为五台”。可以看出少林寺僧在明朝依然享有声誉,其原因也是因为功夫。早在16世纪初期,少林寺僧被派遣到华北地区平息战乱。1511年,刘六、刘七的匪兵扫荡河北、河南,在剿匪战斗中,70名僧人为国捐躯;1522—1523年,由矿工转而盗匪的王堂在山东、河南劫掠,少林僧兵出而攻之;1552年,少林武僧参加政府军队征讨河南师尚诏叛军。据《明代传记词典》记录,僧兵们至少还参加过四次抗倭战役。第一次是(1533)年春,倭寇侵犯杭州,屯于赭山,扼守钱塘江要道。另外三次分别在:翁家港(1553年7月)、马家浜(155年春)、陶宅(1555年秋)。[14]僧兵们在陶宅战役中,由于将领指挥无方,导致四名僧人捐躯。但在翁家港一战中,他们共消灭了100多名海盗,取得了胜利。据记载,参加翁家港战役的并非全部都是少林武僧,但领导他们大获全胜的确实是少林武僧,即天员。这让明朝军事家郑若曾对天员的功夫和谋略赞叹不已。程宗猷、吴殳、俞大猷、戚继光等人也称“少林棍法名重古今”。僧兵们英勇杀敌、奋战到底、大义凛然的精神,不仅阻碍了倭寇的脚步,更提升了士兵的士气,成为士兵们的先锋号角。即便马革裹尸,其爱国奋勇的精神也当为后世传颂,流芳千古。嗣后,在余山立碑,永志纪念。[15]在明末的僧兵抗倭中,僧兵们完全出于彰显正义、和谐、爱国等情愫,对倭寇的侵犯报以强烈的愤慨与抵抗,在面对倭寇进犯时,体现出“舍身成仁”的佛家思想。

综上,僧兵在维护国家主权时,面对侵犯者的侵略,始终抱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体现出佛家的慈悲、舍己与正义的思想,述说着神灵与恶魔永不两立的对立关系。事实表明,“少林寺不仅是参禅悟道和功夫习练的地方,在必要时期还为武僧提供军事教育”。因此,少林功夫的功能从保卫寺院田产转向军事战场,体现了修身、爱家、保天下的价值取向。

四、结语

作为祥和的佛家圣地,武力的诞生是受到佛陀的批准,并通过武力的作用,来确保寺庙、社会、国家的常恒安祥。少林寺在唐初的武力冲突中,却无意帮助唐王夺得天下,使少林寺僧名声大振,为“明朝抗倭”奠定了军武思想。由十三棍僧助唐王的“田产保卫”到明代僧兵抗倭的“舍生取义”,不得不说少林寺将少林功夫推向国家层面,成为国家武备的后续力量。在唐、明之间相差700多年,其跨越数个朝代,从历史的视角看难以考证这两个历史事件的必然联系。但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十三棍僧助唐王”极大丰富了少林文化,其中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等,为700年后的“抗倭”奠定了基础。另外,少林功夫在保持自身的宗教文化基础上又融合了儒、道、兵等多家元素,体现出修身、爱家、保天下的意志愿望。最后,少林功夫的呈现已不在是文人眼中的“犯禁“工具,而是体现“贵和尚中”的保障工具,最终成为维护国家主权的后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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